风云岁月--陈昌炎自传（2）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五代单传
公元1940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十六）午时，我降生在一个只有两间破茅草屋的家庭。这里是湖北省公安县三根松东北端的公兴大院，它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支流——虎渡河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每到盛夏时节，如果连降几场暴雨，上游滚滚而来的洪水就蓄积在这里，成为一片汪洋。民间流传说：低湖田，雷喊坵，十年就有九不收，养女若嫁公兴院，一生一世受苦难。
我的父亲陈吉贵，生于1901年。祖父陈永柱中年患病，因家境贫寒无钱医治，41岁就去世了。父亲从小就挑起了生活重担。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但人非常聪明。农村的竹木活、纺纱织布、打渔熬糖、轧花打米等各种活路他都会干，而且工艺精湛。性格开朗，为人忠厚，在村里人缘极好。农闲时每到晚上，乡亲们就到我家聊天，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遗憾的是，父亲的前妻周氏，年过三十只生下一女，名昌珍，入祝门生一子祝方彬。因父亲这一门五代都是单传，所以把子嗣看得比什么都重，于是就同周氏解除了婚姻，娶了我生母邹苏嫣。生母生于1915年，小父亲14岁，湖北省石首市新厂镇横沟市人。早年她曾在横沟一带组织“女子农友会”，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1939年日寇攻占沙市，江北受到威胁，她逃难到公安县沙口市。母亲生下我不到半年，不幸身染重病，花费了家中所有积蓄，多方求医，终因医治无效，于农历1940年腊月十八日，撇下只有半岁的我，撒手人寰，年仅25岁。母亲的早逝，对不惑之年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忍着悲痛，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满村给我找奶吃。可是我拒绝吮吸任何人的奶水，即使强把奶头塞在嘴里，我也要吐出来。这真是愁坏了我的父亲。没办法！他只好东家讨西家借，把米磨成面粉，熬成糊糊喂我，勉强保住了我的小命。那时的我瘦成皮包骨。父亲为了我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既当爹又当娘。即使这样，我还是常常尿湿裤子无人知，肚子饿了只会哭。哭累了睡，饿醒了又哭。俗语说得好：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男人毕竟是男人呐！母亲的胞妹苏宜珍得知我的情况后，不顾路途遥远，多次给我送来食物和衣服，往返一次需要三四天时间，而且她家里要喂养几个表姐妹。
为了抚育我这颗独苗，在众人的劝说下，父亲终于横下一条心，为我娶回继母雷氏。
刚到六岁，父亲就送我去读书。这是公兴垸唯一的一所私塾，学堂设在干姐邓元秀家。启蒙先生叫甘其源。我小时的记忆力特别好，三天时间就把“三字经”给背诵出来，深得私塾先生的赞许。
1949年，公兴垸遭暴雨袭击，整个垸子成了一片汪洋。我只好被迫中断读书，开始帮父母亲干家务活。这年腊月三十，家家忙着过大年，我家却肉无半两，鱼无一斤，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一粒。怎么办？我邀上邻居伙伴易继春，说：“咱俩到外边讨饭去！”于是，一人背一个袋子，拖着一根棍子，出门讨米要饭去了。我俩来到崔家大院，被一条恶狗追撵。我们哪里跑得赢它！恶狗咬住我的左腿，咬得鲜血直流。米没讨到一颗，带着空袋子，拖着那条血淋淋的伤腿，一跛一颠地回到家里。父母亲围着我痛哭了一场。这件事被我干爹知道后，赶忙送来一些米面，这个年才得以过去。
胆大少年
小时候，别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惶横胆子大。”其实，我也有怕的时候。我最怕的是隔壁的断腿甲爹。听人说他中年时，因脾气暴躁，被人打折了一条腿，从此后就拄着一根拐杖走路。他独身一人，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靠编竹活为生。他看人不顺眼就骂，小孩子学他走路就追着打，一副凶像。大人不缠他，小孩躲着他，我一见他就害怕，一般都避过他的视线走开。因为住的太近，有时高兴了，他硬要我过去陪他玩。要是不去，大人会说我不尊重老人。所以每次去，我都是战战兢兢地靠近他。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匆匆走过来，对着断腿甲爹直问：“嘿！沙口市还有多远？”甲爹手里编着竹活，头也不抬没有理他。那年轻人连问三遍，老人还是没有吭气。我以为甲爹没有听见问话，正准备告诉那个年轻人。这时甲爹的锐利目光，扫了我一眼，意思示我不要搭理。年轻人以为老人是个聋子，便拉起老人的衣服问。老人漫不经心地说：“你问我呀？还有一千多丈吧？”年轻人说：“你这里讲丈不讲里呀？”老人怒气冲冲地说：“你说哪个牛鸡巴日的不讲里（礼）！”年轻人自知失礼，调头就走了。那个年轻人不过是缺乏礼貌，冒失了断腿老人，形成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给自己带来不愉快。我目睹事情的全过程，使我对甲爹产生了敬畏。我感悟到年轻人问路、说话、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对人要有礼貌。不能口吐狂言，傲慢待人。人不可貌相，良师益友往往来自不起眼的平凡生活中。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影响很大。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我也常常用这件事告诫自己的后人。
我小时候真是又调皮，又贪玩。家里穷得常常吃不饱肚子，我依然生活得很快乐。记得解放前一年，和私塾同学课外之余，用仅有的一个黄铜角子甩洞、丢叉。就是在前方约6米处挖一个圆洞，或竖起一个小三角架，参加比赛的人站在规定的位置，用黄铜角子丢过去，或者用挖野菜的铲子甩过去，要是黄铜角子丢进了洞，或者是铲子把前方的三角架打倒了。谁这样做到，就算谁赢。我呢！丢黄铜角子或甩铲子，都比较准，十有八九赢。就是现在三到四米以内，我基本上都能击中目标。这项技能可能是那时候练就出来的。做这些游戏，起初是赢者打输者的手板心，后来挖野菜时，就用挖来的野菜赌。有时候挖来的一篮子野菜全输光，有时候赢几篮子野菜。赢了的就坐在那儿玩，输了的赶快去挖。没有野菜带回家，就要被打或者挨骂。所以我们经常挖野菜到天黑才回家。
我最喜欢和隔三家的万其同学玩这种游戏。因为他是万家大少爷，家里有钱，输得也很干脆，一般都能兑现。有一次，我在万其同学家玩，看见他父亲手里拿着好多白花花的大白角子（银元），我蛮想有一个。万其说：“我家里还有好多白角子，这样吧，我们俩人来丢洞，要是你赢了，我就给你拿白角子来。要是你输了，就天天给我做作业。”于是我们俩就在他家门前的稻场里，挖了一个特别小的洞，小得几乎只能把铜角子滚下去。万其又说：“以三次为一回合，要是连续三次将铜角子丢进洞，就算赢；连续三次丢不进去，就算输；连续三次丢进了一次或二次，算不输不赢。重新再丢。”万其没有丢进一次，我连中三个回合。这样，万其输给我三个白角子。可是这次万其不守信用，他耍赖不给。之后我多次找他讨要，他继续耍赖不给。他一会儿说他妈管得紧，拿不出来，一会儿又说等他父亲回来，喝酒高兴时要钱。转眼到了腊月间，我跟他翻脸了：“你不给我，等到正月初一去找你父亲要！”
1949年的正月初一大早，我悄悄从家里溜了出来，去万其家要白角子，他父母亲都在南面的屋山头晒太阳，他父亲见我走过去，对我说：“享儿！（因我父亲39岁得一子，所以给我取乳名叫享儿）这早就来拜年啦!”
“不是的，我是来找万其要白角子的。”我说。
“什么白角子？”万父问。
“万其欠我三个白角子，是在您家门口丢洞输给我的。”我将事情原委告诉他。
他父亲大吃一惊！忙问他儿子万其：“是怎么回事？你们胆子不小呀，还赌起银元来了！”
万其有口难言。我一个劲儿地要。万其父亲转脸大笑起来，调侃地说：“初一有人要帐，必是消灾之事，折财免灾喽！”然后要万其妈进屋拿出三个白角子给我。
我手里拿着三个白角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又蹦又跳地到处展示给别人看。乡邻们听说后大吃一惊，反倒为我担起忧来了。有的还戏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惶横胆子大，敢找大哥把钱拿。”所谓“大哥”即土匪头子。这件事被我父母亲知道后，更是大惊失色，拿着棍子到处找我，主要担心我遭暗算，全家人紧张得不得了。找到我后，父亲忙请人领着我，拿着那三个完好无损的白角子，忧心忡忡地上万家门去求情。父亲当着万其父亲的面说：“享儿，跪下！”强令我赔礼道歉。我不服，大声地说：是万其欠我的，凭什么要还给他？没门！我一回头就撒腿跑掉了。
后来听说，万其的父亲始终没有收回那三个白角子。后来又听说，父亲将这三个白角子交给我干爹，还买了些礼品送到万家。我感到这个春节真倒霉！三个白角子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是在挨打、被骂和恐吓中度过。
好在这一年解放了。6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收复了沙口市。万其父亲的兵力和武器，全部投降缴了械。
1955年春荒时节，一天下午，母亲让我到乡政府领救济粮支拨证，我家离乡政府来回约40华里，天黑前我赶到了乡政府民政办。负责发证的办事人员外出，我等了一会才领到。返回路上已进入深夜，天又下着毛毛细雨，伸手不见五指。完全凭着我对路况的熟悉，慢慢地摸着往前走。这一段路约有一半是起伏丘陵、岗坡坳地，还有大竹园、长树巷，人烟稀少。村里人都说我的胆子大，但这个夜间一个人行走，还真有点恐惧！3华里长的大竹园旁，一条小路蜿蜒曲折，漆黑的夜间，万籁俱寂。快走出大竹园时，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棚，棚内还有幽闪的亮光，使我本来害怕的心里，更加紧张起来。我强作镇定看了一会，确信是个棚，棚内有亮光。我又蹲下来，擦了擦眼睛，再仔细看：那幽闪的亮光旁，像有一个鬼在不时地点头。这时，我的大脑里发出紧急指令:“没有退路，只能前行，赶快作好自卫准备。”我迅速从竹园里，拉起一根小竹子当武器，接着开始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这时候，我似乎感觉到前后左右，都有鬼向我逼来，紧张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棉衣也不知不觉被汗水湿透了。在距离棚子大约10米处，我停下脚步，看见蹲着一个老头，端着长长的烟杆在吸烟呢！
我大喝一声:“你是谁？干什么的？”
“我……我是要饭的，走在这里天黑了下来，又下着细雨，没有人家，就想在这里度过这个黑夜。”
我的天啦！还真是个讨饭的老头。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白天走过时，没有发现有这个小棚，怎么回来有了呢？原来我经过之后，一位难产妇女死了埋在路旁。还搭棚夜间亮灯一周，以示留念。
再往前就要走下陡坡、走坳地，还要经过付家桥，又有约4华里路没有人烟。我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刚才的难产棚、忽闪的灯、讨饭的老头，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老人讲过的，日本鬼子在这里滥杀无辜的情景，在这一片土地上，掩埋着100多条人命呵！想到此，还没有完全平静的心里，又开始突突突地紧张起来……走过一段长长的低谷，再往上走，开始听到狗的叫声。猛然间，我感觉全身冰冷，撒腿往家跑去。
母亲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母亲一边问，一边帮我脱棉衣，看到我的棉衣拧得出水来，反而使母亲大吃一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50年，我进了沙口市国立小学，1954年荆江分洪，原沙口市小学迁到一公里外的三根松山坡上，改名三根松小学。在那里读完了六年制小学。我在学校里，成绩优良，从三年级起担任班干部，一直到毕业。1955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主席，同时被少先队保送到共青团，成为三根松小学年龄最小的共青团员。和班主任陈常超、教导主任罗月陔一起，组建孟溪区三根松小学师生混合团支部，推举我担任团支部书记。
荆江分洪时，我家搬到了“仙女台”，盖了两间茅草屋。因劳累过度，父亲的支气管哮喘越来越严重，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母亲是小脚女人，干不了重体力活。繁重的家务劳动就落在我的肩上。仙女台地势高，饮水困难，一口井也没有，必须到很远很远的堰塘去挑水。我每天一亮就起床，挑回三担水，再把娘洗过的衣服拿到堰塘里去清洗，然后才去上学。做完这些活得花三个多小时。从家里到学校，中间隔着一个文家湖。平时人们到三根松赶集、学生们上学，主要靠摆渡。当时我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乘船过渡？所以，我只有绕着文家湖，步行到六华里外的学校。路上最快也得需要半个小时。这样，每天的早操和朝读，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因不能按时到校，曾受到老师多次批评，也罚过站。老师询问迟到原因，我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把困难说出去，并努力争取不再迟到。尽管我每天紧赶快赶，可是，有一天我还是迟到了。当我来到教室门口，喊了几声报告，老师像没听见似的，拒不开门。我只好扒在教室外边窗台上，听了一节课。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解释迟到原因。我无奈地向他说出了真实情况。老师听后当时眼睛就湿润了，严肃的面孔慢慢变得十分温和，他说：“以前老师不了解情况，对不起！以后再迟到了，放学后就到我这里补课吧。”还将我的情况向全班和学校作了通报。从此，我得到学校和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有的主动上门给我补习功课，有的同学干脆陪我一起跑步上学。
每到假期，我要到远地去砍柴，下湖捞鱼、挖藕，挑野菜。1952年，国家在黄山头建设荆江分洪节制闸，集中了上万的建设工人。我把每天捞的鱼、藕和砍来的柴，挑到那里去卖，再换回食盐、火柴、煤油等生活用品。我家离黄山头工地比较远，每天半夜就起床出发，饿着肚子赶路。
有年冬天特别冷，湖面结着厚厚的冰。我跨过虎渡河，来到黄山镇谭家湾渠捕鱼。用细绳编织的约八平米的正方形渔网，四角用竹竿绑成的十字架吊起，十字架中央系上一根粗绳，再立一个三脚架控制粗绳的升降。这样渔网可随时入水或吊起来。我站在岸上，定时将渔网从水里拉出来，河里的游鱼落在网中，就可以捞起来了。我在河边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忘记了饥和寒，一共捞起了200多斤，清一色的鲫鱼。我用这些鲫鱼换回了80斤大米，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似的。
1954年荆江分洪，我的家乡成了蓄洪区，全家生活靠国家救济。有一次需要先到乡政府领取救济粮支拨证，再到章田寺粮店去买米，来回有百把里路。父母亲当然不放心我去。我毕竟有了14岁，望着多病的父亲，和小脚的母亲，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必须去！
北风呼啸，漫天飞雪。在父母亲的叮咛声中，我上了路。回来时我背着30斤救济粮，起初还走得蛮快，慢慢地、慢慢地越走越慢了。肩上的粮袋越背越重，30斤好像成了50斤，甚至比一百斤还重。我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一颤，踉踉跄跄地奔走着。望天空浩渺无穷，看大地一片苍茫。何时能走到我的家啊？我瘦弱的身躯，被沉重的米袋压得喘不过气来。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雪水浸湿了我的棉袄。体外又罩上一层薄冰，像穿着一身盔甲。三步一停，五步一歇。路面已经结冰，踩在上面滑溜溜的，随时都有滑倒的危险。有几次险些摔下山坡。最后几乎是一步一挪，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回到家时已是深夜，我真的累坏了，饭也没吃就一头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没有睁眼，没有翻身。事后庆幸自己，终于把30斤大米运回了家。
1954年荆江分洪。这年深秋，滔滔洪水虽然退去，家境却一贫如洗。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我跟着人家去本县黄水套砍芦苇。父亲告诉我，姨妈就住在江北的石首县新厂镇附近，与黄水套一江之隔。这一年我14岁，由于力气小，加之芦苇根深、杆子坚硬，我不是割破手，就是砍到腿，双手双腿弄得血淋淋的。此时我想起了临走时父亲的交代，便放弃了砍芦苇的活，渡江去新厂寻亲。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红旗村找到了姨妈家。姨妈见我一副寒苦的样子，心疼得眼泪直往下掉。连忙请来裁缝给我做衣服，又给我杀鸡、捞鱼、买肉，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可是，这些菜都放在灶台上，始终忘记端出来。就着桌上的两碗剩菜，极度饥饿中的我，哪管什么好菜歹饭，只管埋下头去，狼吞虎咽往嘴里扒。姨妈坐在我的对面，充满怜爱的目光盯着我看。突然姨妈叫了一声：“唉呀，心里好难受！”我急忙丢下碗筷，把她搀扶到床上躺下。只见她顷刻间口吐唾沫，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又用我妈的口吻说了很多关爱、挂念我的话语。一时间弄得我和德钦表弟束手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慌忙跑到村里哭喊大人们过来帮忙。后来听人说，姨妈犯的病叫“捆童”。我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姨妈思念我这个姨侄，早已成为她的心病。
1955年，我小学毕业，接着考上了公安二中。为了供我上初中，母亲起早贪黑，拼命地做活计。我小学的班主任陈常超，还有易伯阳老师，千方百计地资助我读书。可是，家里的生活完全没有来源，父母身体每况愈下。可怜的父母亲，再也供不起我读书了。入学不到二个月，我只好挥泪告别了学校，告别了我的学习生涯！回到公兴村，成为最年青的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