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岁月--陈昌炎自传(4)
第三章 火红的青春年华
任村水利技术员
十六岁那年,我回到了公兴村。村里见我上过几天初中,又特别能吃苦耐劳,就优先安排我当水利技术员。村支书让我把公兴的水患情况摸清楚,要用大禹治水的精神来治理公兴的水患,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了不辜负老支书的期望,不辜负乡亲们的热望,我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多次逆水而上,顺水而下,终于找到了公兴垸水患的症结所在,并向村委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必须在公兴垸的北面筑一条拦水堤坝,在山坡与低垸的中间,由北至南开挖一条约2000米长的大沟渠,使上游的水通过沟渠避开公兴垸,流入下游的沟渠里。我把这一方案向村党支部,作了全面详细的汇报。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觉得这个规划很好,但工程太大,仅公兴垸一村怕是承担不了。
带着这个问题,我向乡人民政府写了报告,请求组织上给予支持。乡政府看了报告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调集了全乡水利干部,协助我们搞测绘,计算工程量。又从各村抽调数百名民工,很快开挖了一条至北向南的渠道,修起了两条拦水堤。堤坝既可以拦水,又可以作为道路通行。我给这两条路分别取名为“南兴路”(中南村与公兴村之间)和“虎兴路”(老虎山至公兴村),这两条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没修这两条路之前,村里人下田赶墟,都靠肩挑手提,给生活和生产带来很大不便。两路的修建,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运输现状。一提起这些,村里人都夸昌炎有出息、有本事。一时间,我在全乡出了名。这也是值得我骄傲的一件事。即使现在我回老家,村里人提起这渠道,提起两条路,还念念不忘我的功劳。
没多久,村里推举我为村团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村信用部会计。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银行系统响应党的号召,大搞实物存款,各家各户比较值钱的东西,都可折价作为存款存入银行。由于我的方法得当,抓得出色,公兴村的存款在全乡遥遥领先。为此,乡中心信用社,专门在公兴垸召开现场会,推广我的方法。
推荐进银行工作
1958年,县银行在全县范围内要招收一批懂业务、有能力的青年人充实金融战线。乡信用社首先推荐了我,再加上我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突出表现,马上被县银行作为重点招工对象。(工作迁移证见图W-3)
1958年9月28日,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那天红日高照,晴空万里,我和父母一起正在生母墓地的旁边挖红薯,只见老村支书刘雨清领着一中年男子走到我跟前。老支书介绍说:
“这位是孟溪区银行张家齐同志,他今天来,主要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愿不愿意到银行工作?”
还没等中年男子开口,我父母亲就急忙说:
“我儿子不去,不去,哪儿都不去。”
我在一旁急不可耐,立刻回答:
“我愿意,愿意!”
张同志看了一下我父母亲,对我说:
“愿意去就做好你父母亲的思想工作,明后天带上户口转移证及粮油转移证到孟溪银行报到。”
本来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多少年轻人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我父母亲却愁眉不展。当天晚上,父亲坐在炉灶旁,用长长的水烟杆一锅接一锅地抽烟,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我知道,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不愿意宝贝儿子离开自己半步,一天看不见我,他们心里就空落落的。
一家人就这样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两个时辰。后来父亲磕了磕烟袋锅,长叹一声,说:
“让他走吧,守在家里一辈子,岂不是耽误了他一生?”
母亲站起来,开始给我收拾行装。她把家里唯一一个洗脸盆捆在棉絮里,又连夜蒸煮了一些红薯,让我带在路上吃。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走出家门。母亲艰难地挪着小脚,坚持要送我,不停地叫着我的乳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
“这时候就要离开你爹妈了,一个人在外面要把自己的事做好,要听领导的话,跟大家搞好关系,不要挂着你爹妈呢!”
我牵着母亲的手,那干枯、粗糙,一辈子纳鞋、缝衣,操劳家务的手,说:“儿走以后,你二老要保重身体,不要操劳过度,儿会随时捎信回来的。”
我眼泪热热的全含在眼眶里,控制着不让它涌出来,怕惹母亲更加难过。到了付家桥,我伸出双手,抓住母亲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又不得不放开。我看见母亲眼睛红了,嘴角抽搐着。我努力地笑了一下说:
“大妈!儿走了。”我一扭头,眼泪扑扑地往下掉,便再也不敢回头张望母亲。我顺着大路慢慢地走着,为的是让母亲多看一会儿我的背影。我知道母亲一定要望到看不见我的时候,才会依依不舍地慢慢转回去。
我很快赶到乡政府,乡里立即给我办好一切手续。之后,我便到银行报到去了。
孟溪银行处于孟溪镇的街中心,有三层楼房,营业厅的门楣上,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几个鲜红大字,特别醒目。楼顶上悬挂着五星红旗,这是国家独立自主的象征,使人产生一种神圣感和自豪感。
我走进大厅,看到长长的柜台内,几位营业人员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一位天门口音的中年男子,抬起头来问我:“你存多少?”
“我不存钱,我是来报到的。”我告诉那中年男子。
他“哦”了一声,忙起身打开柜门,热情地把我迎了进去,并带我去见单位领导。
领导将我安排在一个八平米的房间里,对我说:“休息一下!先熟悉一下环境。”接着他就出去了。
我惊喜地瞄了瞄这间小屋:一张桌子,一张床,脚底下铺的是木地板,四周严严实实的。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呀。这不会是梦吧?我觉得自己真是一步迈进了天堂。以后除了好好工作,还是好好工作,决不辜负领导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与我一同招进来的共有四人:报星乡中心信用社会计位开均、双湖信用社主任王绍荣、甘厂乡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桑良枝。四个人中我年龄最小,资历最短,实践工作经验也最少。
晚上,银行雷主任组织单位全体职工,专门为我们开欢迎会。会后又把我们四人留下来座谈,他说:“你们四人是从孟溪区十个乡,一百多个自然村,十三万人口中挑选出来的,你们肩上担负着组织和全区人民的重托,希望你们一定要尽快熟悉业务,早日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我们四人纷纷表态,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的金融事业。
第二天,按照行里的安排,我和桑良枝到营业室柜台,为持公债的顾客兑付现金。
初上柜台,又面对这么多现金,心里真是紧张得要命,生怕出点差错,手不停地发抖。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要镇定,要细心,要一丝不苟!须知从我手里经过的钱和公债,都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血汗。马虎不得呀!
那时候没有实行“二人复核制”,都是一人一手清。按规定是:“长款归公,短款自赔”。兑付的第二天,下午交帐时,桑良枝发现短款50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0元)。第三天早上上班,雷主任把桑良枝找去谈话。不久,他从雷主任办公室出来,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连忙问:“桑书记,怎么回事儿?”
“雷主任要我回家休息,听候通知。”桑良枝回答说。
桑良枝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到银行来。
桑良枝走后的一天下午,雷主任交给我一个绿色大提包,里面装有五万元现金。他要我徒步送到甘家厂银行去。甘家厂银行是孟溪银行所属的一个二级银行营业所,距离孟家溪35华里,与湖南安乡县交界。我二话没说,背起提包就走。在路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许是那时社会治安状况较好,一路上没有出现意外,天黑之前我就返回了孟溪。
刚刚吃过晚饭,雷主任又叫我去大至岗一趟,通知银行外勤黄贤忠回行里开会。那时不通电话,急事通知全凭两条腿。大至岗我从来没去过,刚去甘家厂赶了一个来回,累得够呛。但是,领导既然分配我任务,说明是对我的信任,也说不定是在考验我呢。我二话没说,就拔腿赶路。赶到大马乡,乡政府派通信员和我做伴,到大至岗村找到黄贤忠。然后和黄贤忠两人又连夜往回赶。当我们回到孟溪银行时,天已经大亮。算算这半天一夜的功夫,我整整跑了近200里路,真是累死我了。不过有一点,我心里明白:如果在这两项任务面前我打了退堂鼓,或完不成,或完成得不好,领导从此就不会再信任我。说不定也会象桑良枝一样“暂时回家休息,等候通知”。我现在虽然累些,但毕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领导非常满意。所以后面几天,雷主任安排我全天休息。
上调县银行
1958年10月8日中午,雷主任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就像以前找桑良枝的口气一样。我心里像打小鼓似地来到雷主任办公室。雷主任对我说:
“今天上午接到县支行寄来一份县委组织部的调令(那时银行部门干部统由县委组织部管理),调你到县银行去工作。你年轻,又很能干。到县行后,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不要忘记你是从孟溪银行出去的!”
“雷主任,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绝不给孟溪区丢脸!”我激动地说。
第二天上午,我从雷主任手中接过户口迁移证和粮食转移证及单位介绍信,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道别了行里的同事们,依然背着我娘为我准备的铺盖卷,徒步向公安县银行走去。途经闸口时天就黑了下来,闸口银行主任冯其楷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早上,冯主任雇了一匹马,把我送到县银行。
到县银行的第二天,领导依然安排我兑付公债。比较孟溪银行,县行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每天柜台外面都排着长长的队,我丝毫不敢懈怠和马虎。心里一直铭记:如果在我这里出了差错,不但对不起领导对自己的器重,我以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参与组建长江银行
1958年10月14日下午,我将全天兑付公债的现金,全部交给总会计。准备下班时,行长蓝长喜叫道:
“小陈,你过来一下!”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用征询的口气说:
“目前要组建一个长江新银行,你年纪轻,又有工作能力,到那里去创业,行吗?”
我未加思索,就信心十足地回答:
“行!行长,只要领导信得过我,再困难的地方我也愿意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那就这样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组建什么样的银行。18日一早,我就和行里的主任张修志、会计吴信芳、出纳范成英结伴出发。我们的行李和办公用具先被一辆马车拉走,张主任则推着一辆支行发的永久牌崭新自行车,和我们一起步行。走了大约一小时的路程,到了距离县城8华里的长江银行。这是刚刚成立的长江人民公社,按行政区划设立的银行。行址设在临时租用的三间民房。里面破旧不堪,阴暗潮湿。条件别说和县行比,跟孟溪银行也无法比。不过,我想条件都是人创造的,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被分配搞外勤,也就是组织存款、收账、放贷之类的工作。半个月后,被公社抽调驻队,分配到北堤管理区,联系几个主要生产水稻的生产队。那时候不分行政、专业干部,如雷锋同志所说: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只要上级一声令下,都是无条件服从,不得打退堂鼓。
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刮起浮夸风,鼓吹亩产万斤粮。高产量带来高征购,除去农民最低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卖给国家。谁都知道亩产万斤粮,是吹出来的牛皮,生产队哪有那么多粮食可卖?老百姓就是捆住脖子不吃,也无法完成交粮任务。自己作为从苦日子泡出来的孩子,我确实不忍心昧着良心逼迫农民交粮。我所在的队,粮食征不上来,为此,我曾两次受到驻队工作组的批评,说我“表现不好”。
调任孟溪银行
1964年3月18日,我又回到孟溪区银行,担任全区信用社会计辅导及农金员。为了更好地胜任工作,我刻苦地学习会计学知识,摸索经济活动规律,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大门信用社的财务、帐务、资金等进行全面清理。在“四清”中,查找该社会计自1959年以来,连续四年帐据、帐折不符的原因时,发现他利用白条抵库,无条空库,随便垫付,空存空取,多算少付利息等手段,贪污信用社资金6700余元。通过反复地清理核对,终于揭破了这个“老红旗”的伪装,追回了所贪污的全部赃款。
从大门信用社揭露出来的问题,及管理中的教训,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信用社开展财务清理》的报告,受到了孟溪区委的重视和支持,并责成银行迅速组织力量,对全区的信用社,进行财务清理核对。通过这一次大范围的清理,又查出三人贪污、七人挪用公款的经济问题。由此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结束了该区信用社帐目长期混乱的局面。
调任杨厂银行
1971年3月26日,我调到杨厂银行分管农村这一块。为了充分挖掘社队自有资金的潜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1974年我深入到北堤信用社所辖的一些生产队,帮助村民们广找门路,开源节流,提出增产不增资,少向国家贷款的口号。还在北堤信用社召开了全区银行、信用社、站现场会。该年的4月3日,杨厂区委批转了杨厂银行关于北堤信用社《坚持自力更生,支持春耕生产》的通知。这些做法的推广,使全区很快形成一个勤俭办社,集聚资金,自力更生闹春耕的热潮。
为了充分发挥支农资金的经济效益,在发放贷款的工作中,保证贷款的合理使用,我重点检查了3个大队21个生产队的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少数生产队财务管理混乱,超支挪用、包干垫付、瞎支乱补等现象,普遍存在着自有资金随便花,生产资金靠国家的依赖思想。针对这一现象,我向区委提交了《关于开展社、队资金管理检查的报告》。区委很支持,组织全区银行、信用社系统干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资金大检查。我针对检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强社、队财务、资金管理的意见》,杨厂区委当即于5月2日批转了这一报告。紧接着荆州地区中心支行、公安县支行相继转发了这一报告,并都加了批语,足以引起重视。我的这些做法,对于加强支农资金的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狠抓组织资金、加强管理,全区生产成本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少向国家贷款12万元,提前超额完成支行的收贷任务。县支行在早谷收贷期间还发来了贺电。到年末,个人存款额超过历史,区委对此进行了表彰。这一年,我代表全所出席了全县先进集体和个人劳模会。
1975年至1980年,我分管企业信贷,对杨厂地区的八家国营企业、商业和十二家社办企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就本地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分门别类作出支、帮、促规划,支持4个企业发展七个项目的新工艺,帮助3个企业调整转产,促进6个企业进行整顿。经过对不同企业支、帮、促的结果,使杨厂地区的工业产值,由原来的360万增长到890万,包括国营企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五的速度递增。杨厂地区的企业信贷工作走在全县的先进行列。
此间,我除完成日常工作外,还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了1962年以来全公社工、农、商有关经济资料,如工业的产值、利润、产品产量、资金变化、农业的基本情况,产、留、购及利益分配的数据;商业企业的购、销、存的变化情况以及工、商贷款,现金收付的执行情况等等。
为了疏通工、农、商流通渠道,分析供求变化,搞好货币测算,在县支行计划股长周昌才的积极支持下,我从1975年起,开始进行农村家籍调查。我挑选了有代表性的陈新典等三户农家,作为家籍调查的固定典型户培养。我把他们从1975年以来的日常货币收支,进行了逐笔登记。为使记录不致间断,我还分别给他们赠送现金收付日记簿,并定期检查、分析研究,观察家庭经济的变化情况。通过对典型户的调查分析,在一个时期内,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供求矛盾、市场行情的预测,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为进一步综合分析经济形式,合理编制各项经济计划,为管好、用好信贷资金,提供可靠依据,县支行和有关部门,曾对此进行核实和论证,采录了这些家籍调查的典型资料。
1977年,县内燃机配件厂生产曾一度上不去,原材料购不进,产品质量低劣,致使未付托收达30多万元,造成资金吃紧,成为全县老大难单位。根据县委提出的“工业生产要大上,占用水平要下降”的指示精神,我决定驻厂蹲点,和工人一道查原因,找矛盾。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找出了生产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管理混乱,工人情绪低落,影响生产致使质量低劣,产品积压。针对这一情况,我和厂领导、技术员、检验员一起,去石首县柴油机厂征求用户意见。根据用户要求,发动工人猛攻质量关,使产品正品率,很快由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达到了全省先进水平。仅半年时间,就将积压在库的二千多支曲轴,经过新工艺处理后,销售一空。搞活资金24万元,收回贷款13万元,迅速改变资金困难局面。在提高产品质量同时,我提出从挖掘潜力中求增产,从节约中求速度。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从厂里清出一百多吨废旧生铁,通过化学脱琉处理,又生产出“2105”曲轴2500只,又增加产值27万元,增收利润5万多元,节约原材料款2万4千元。本年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九,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三十,而产品成本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九点八,实现利润二十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值资金率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县支行总结推广了该厂经验,《公安金融》1977年第20期,以《贯彻总方针加强信贷管理,促进内配厂增产减资,全面实现国家计划》为题给予专题报道。省分行在江陵县郝穴镇召开现场会,郭行长在会上特地通报了这一典型经验。
1978年3月,我在审查托收承付款项中,发现四川省江北机械厂,向公安县磷肥厂,发来WA800离心机一台,托收金额45000元。却无合同证件。我立即找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据反映,1977年,湖北省石化局,曾安排公安县磷肥厂新上“固体亚铵”项目,并在郑州会议上,向石化部为公安县磷肥厂,代订购离心机设备。由于盲目订货,规格型号都不清楚,发来的这台离心机,每小时生产固体亚铵15吨。按照公安县磷肥厂现有规模,如用这台设备生产,每天只需生产一个小时。这样配套生产,犹如大卡车拉灯草——得不偿失。我认为不能付款,并建议厂方申请退货。后因多次联系无效,磷肥厂也弃置不管。长年放在草坪上风吹雨打太阳晒,我觉得这样不妥,反复与四川江北机械厂和石化部联系,反映真实情况,要求尽快处理。但要求未果,时隔一年多不见行动。不得已,我1979年2月,向《人民日报》、石化部写信,发出救救离心机的呼吁。《人民日报》将我的信转到有关部门,两个月后,石化部化肥组才把机器调走,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1979年,根据改革要求,县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我分管乡镇企业信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真正发挥农业银行作用,我在继续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原则前提下,对14家社办企业,试行“五定信贷合同”办法,即:定销售收入;定利润;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定自有流动资金实际参加生产周转数;定贷款额度。通过资金“五定”,然后根据不同企业签订全年性、季度性或临时性贷款合同。这样做的结果,促进了企业产销见面和计划生产,促进了三类企业多并转,少关停,促进了企业加强核算,革新挖潜,促进了企业发挥优势,搞活了经济。推行“五定”信贷合同三年,杨厂区的社办企业,产值增长一点五倍,利润增长两倍,资金周转率达到五次半;扭转了多年来企业产值不增,亏损不减,质量不高,物资积压,贷款要多,还贷要拖的被动局面。“五定信贷”合同的作法,得到县支行和地区中心支行的总结和推广。我将这一经验,编入《社办工业信贷》讲义,在荆州财校信贷干训班上,进行了讲授,收到了良好效果。《荆州报》于1981年3月8日摘要发表。
1980年9月,我被农行荆州中心支行抽调到荆州财校举办的全地区信贷员训练班上讲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根据自己长期来的工作实践,自编了三万多字的讲义《企业信贷员》,讲稿共分四个部分。我对学员们讲,作为一名信贷员,首先应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热爱信贷这个专业,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必须作风正派,不谋取私利,保守机密;必须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正确处理好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立场坚定,严肃国家的计划与制度,不怕坚难险阻,勇往直前。同时现身说法,教他们怎样开展日常工作,怎样使工作更加深入扎实。我的讲授,给了学员们很大的启示作用,三个月的讲座,深受学员们欢迎。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为了适应金融系统各专业工种的需要,我先后比较系统地自学了《金融基础知识》、《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货币银行学概论》、《商业会计》等专业书籍,以及金融法规等规章制度,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业务技术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工作中能够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金融原则以及有关规章制度办事,并能较好地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在此期间,我还参照有关资料,编写了两万四千字的《社办工业信贷》讲义,讲授了支持社办企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社办企业流动资金的构成、信贷原则、对象、范围等,几种贷款的概念和怎样择优扶植,五定信贷合同、管好用活资金等课程。通过讲授,学员们对如何支持和管理社办企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81年,组织上又让我分管农金工作。这一年农业生产责任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农贷合同实施办法已不适应新的情况,贷款的对象、用途、范围都扩大了。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及早采取了措施。我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生产形式,扩大农贷范围,对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实行不同形式的贷款方法。对统一经营、定额管理,包产到户,联产到劳,生产资料仍由队统一购买,产品由队集中出售的队,坚持实行队定合同,队贷队还;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排涝抗灾费用由集体负担,其它生产费用由社员自理的队,实行“队订队贷、户订户贷”的办法;对实行大包干,一切费用由社员自理的队,贷款全部由社员签定合同,户贷户还。这种区别对待的贷款方法,及时解决了社员承包责任田的资金困难,促进了农业大发展。年末人平均存款,由原来的9元上升到11元6角。出现了连续五年第一次回笼旧贷5万元的可喜局面,受到了干部群众的好评。省、地、县行对我们的这一作法,进行了总结推广。当年11月,省分行社队信贷处把这个总结材料,编入《文件经验汇集》印发全省。这一年,我出席全县先进集体和个人劳模会,并被评为地县金融红旗手。
1982年,我主持所内全面业务。针对本单位的实际,我狠抓了“五整顿、五加强”。即整顿劳动纪律,加强拼战能力;整顿财经纪律,加强思想教育;整顿服务质量,加强文明建设;整顿信用关系,加强支农观念;整顿结算纪律,加强监督管理。通过整顿学习,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大伙精神振奋干工作,扎扎实实干金融。年终,支行考核评比,我所的农业信贷、企业信贷获得满分,被评为第一名。各项工作总分,位居全县第二名。
1983年,我针对信贷资金管理偏松的情况,起草了《关于农业信贷实行责权管理的具体规定》草案,并获得通过。这些规定的内容分三个部分,即“发放贷款的政策原则、贷款的管理、贷款收回的经济责任”,共有十六条。这些规定执行的结果,有效地控制了违章贷款,提高了贷款的使用效益,降低了逾期贷款率,杜绝了弄虚作假空收空贷的违章行为,进一步加强了信贷资金管理的经济责任,在农村工作中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经济秩序和信用关系。由于措施得力,这一年信用回笼完成得快,11月上旬就完成了全年的收贷和存款任务。这些做法得到县支行的肯定,并在《农村金融》中予以刊载、推广。
主持麻口银行工作
1984年3月,我被调到麻口银行。结合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顺应当时形势发展要求,我提出合理调整贷款结构,突破贷款单纯支持粮棉生产的旧框框,充分发挥信贷资金“催化剂”作用,有力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在支持企业发展中,我们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始终把握住对农村开拓的新产品、新项目和拳头产品支持,对投入企业的贷款,坚持达到“拉一把起死回升,助一臂稳步上升,送一程锦上添花”的效应,逐步使中小企业由小变大,由土变洋,由死变活,由亏变盈,不断促进转化,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11月份,县支行和企业局在麻口银行召开全县各区镇分管企业书记、企业站长、银行信贷员现场经验交流会,我代表麻口银行在会上作了“大胆支持,严格管理,积极扶持乡镇工业健康发展”的经验介绍,与会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年,麻口银行向企业累计发放贷款二百五十万元,区办工业产值突破五百万,比1982年增长四倍,上交利税三十万元,实现利税八十万元,使麻口区的乡镇企业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呈现出各项经济指标同步增长的好势头。
在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同时,积极主动地扶植贫困地区。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粮棉生产和多种经营活动,改变贫困面貌。全县最贫穷的月湖村,长期以来吃粮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共欠国家贷款50多万元,户平欠1200元。我们没有催他们还贷,而是采取主动为他们发放贷款36000元,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利用低湖田、大水面的特点,发展养鱼、养鸭、植莲、种麻等多种经营。由于我们的支持,这一年月湖村粮食大丰收,鱼满塘,鸭成群,户户向国家超卖订购粮,出现了解放以来当年贷款平衡的可喜局面,并又偿还历年老贷款13000元,成为全区还历年贷款最多的村。不少农民在银行有了存款。
由于我们大胆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粮食和多种经营生产,市场经济明显地活跃起来。这一年全区共偿还历年贷款13万多元,超历史最高纪录。人平均存款居全县之首。年终做总结时,各级党组织和老百姓,充分肯定银行的重要贡献。这一年我和分管农村的陈义斌同志被中共麻口区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主持埠河农行工作
1985年3月25日,上级调我到埠河农业银行工作。我到任以后,对所属的现有企业,逐个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分析、对比,摸清家底。我发现在这些单位存在着:资金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好和后劲不足等问题。便及时向区委和有关部门提供调查报告,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利用率低,闲置报废数额大;定额流动资金结构不合理,空库损失积压多;有章不循管理混乱,帐面反映利润不实;部分企业亏损严重,应收款占用大;呆帐悬案多”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引起党委高度重视,在企业中反响很大。
如何克服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发挥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和同事们一起,提出了五条建议:加强企业领导班子思想、组织建设;严格固定资产管理;立足企业内部挖潜搞活;注意企业利润合理分配,使之不断补充自有资金;严格信贷管理,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区委很快采纳我们建议,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措施,一条一条地加以落实。
在摸清资金家底时,我们发现有十家企业濒临关闭,共欠贷款93万3千元。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我们请示区委同意:组织专班清点财产;建立档案为清收贷款提供可靠依据;利用银行联系面广的特点,采取牵线搭桥,使企业起死回生;帮助企业清收贷款,处理财产,搞活资金,严肃信贷合同,把债务落实;担保单位承还,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收回贷款等五条措施,已收回关停企业贷款百分之三十。荆州地区中心支行在《荆州农村金融》第二十七期推广了“公安县北闸营业所清收关停企业贷款措施过硬效果良好”的作法。
转眼间,我在金融战线已经工作三十多个春秋。从一个一腔激情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较丰富经验的金融干部,我深深地热爱着这项事业。能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老百姓和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我感到莫大的喜悦!三十多年来,每当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从我们手里起死回生,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感到莫大的骄傲和欣慰,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就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就银行资金的“沉淀与搞活”问题,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可行性路径和做法。一旦在实践中稍有成效,便及时得到中央、省、市级有关报纸、杂志的发表和推广。本人多次被评为金融系统先进个人,出席省、市模范表彰会。在全省第一批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晋升为经济师。我衷心地感谢党和人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使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一名普通金融职工获得诸多荣誉,使我拥有一个安宁幸福的家庭。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感到莫大的满足,从心底感谢老天对我的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