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岁月--陈昌炎自传（3）

第二章 敬老爱幼 忠孝传家

继母雷茂英

在我三岁那年，父亲为我娶回继母雷氏。

继母雷茂英，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父母亲早年去逝，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原嫁到姓马的人家，没多久夫殇，无嗣。一辈子没走过娘家，没有任何亲戚来往。真称得上是孤苦伶仃。

1942年，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当时我只有两岁多，吓得到处躲藏。有一次，我随继母躲进三根松龙溪寺的别家祠堂里。我依偎在她的怀里，不料鬼子的一颗子弹，从祠堂的瓦片上射进屋里，正好从我的胳肢窝下面缝隙穿过，幸好只擦破了一点皮，却把她吓个半死。

有次鬼子突然进村，父母亲没有来得及将我带走，被落到日本鬼子手里。父母亲心急火燎。父亲偷偷地跑回家来救我。父亲躲在暗处窥探：他看到鬼子们有的喂我吃，有的拉我走，有的还逗我笑。躲在暗中的父亲，吓得要死，唯恐这些畜牲们伤害到我。这一次，我总算有惊无险地逃出了鬼子的魔掌。

继母是一位非常善良、勤劳、朴实的女人，和父亲一样，家里的事，农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针线活，做得特别好。她视我如亲生一样疼爱。如果我在外面受人欺负，她会不依不饶地找别人算帐。记得有一次我淘气，父亲用烟斗把我的鼻子敲出了血，她就和父亲大吵大闹，一连几天不和他说话。在她身边，我享受到了慈母般的爱。使我苦难的童年有了一些亮色。

我成家后，就把继母接过来一起住。我太太和她相处十六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她对三个孙子，更是疼爱有加，视为心头肉。要是谁欺负了他们三兄弟，她简直敢和人拼命。记得有一年春节，早上起来我发现老二尿了被窝，一时性起就踹了他一脚。这下可不得了！她老人家一气之下非要离家出走，任我们夫妻好说歹说都不原谅。好在我那三个小子上前抱腿的抱腿，拽衣的拽衣，哭的哭、喊的喊，最后她看在孩子的面上才算罢休。

继母操劳了一生，到了晚年，本该让她好好享享清福。可是，当她卧病在床的时候，却执意要我们送她回老家去。原来这里离县城近，她怕死后要火化。在老家一个本家亲戚也没有，回去以后由谁来照顾她呢？我左思右想，想到家乡我有一位干姐邓元秀还居住在那里，于是和她协商，每月我付她100元的生活费，让她来照料母亲。三个月后，老母亲的病情日趋恶化，多方医治无效，于1978年农历四月二十八下午三时去世。当时，我正在埠河农行检查农贷资金的使用情况，而且参加检查的是虎东片各银行的外勤人员。任务在身怎么办呢？这时埠河派出所周所长得知后，马上派车将我送回县城。等我赶回家时，老母亲已闭上了双眼，安详地西去了！享年65岁。

母亲去世，使我们全家人万分悲痛！三个孩子哭得睡在地上拉不起来。那时家乡大力提倡易风易俗，不准做道场。我们便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哀思。14岁的大孙子仁科在追悼会上，声泪俱下，用发至肺腑的语言，倾诉对奶奶的思念之情！在一片悲哀声中，全家人把她老人家送到龙溪寺，安葬在山顶上。刻了一块一米七高的石碑，以彰显她老人家的厚德。每到清明节，全家人只要能赶回来的，都要前去扫墓，缅怀这位伟大的老人。

父亲死于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1958年大跃进，带来浮夸风，老百姓的口粮奇缺。父母亲失去劳动力，只能分得一点基本口粮，每人每天只有二两米。他俩为了填肚子，就剥树皮、挖观音土吃。很多人饿成黄肿病，肚子凸起老高，腿肿得走不了路，一摁一个坑。由于生活的磨难加上饥饿，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常常是喘得死去活来，脸色发青。饭都吃不饱，更别说看病的事。父亲病情逐渐恶化，终于1959年10月27日（农历9月初9晚8时与世长辞。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家里仅是母亲一人，因为我家单传五代，无一血缘关系的亲人守护。仅有一公里之外的干哥桑良玉。父亲吊气后，一个小脚女人的母亲孤单单的摸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路，去找干哥哥。每想到当时多么凄惨的这一时刻，我就特别的心酸和愧疚。那时我正在北堤管理区驻队。第二天晚上，天特别黑，还下着毛毛细雨。晚上十点钟，管理区机关话务员喊我接电话，是单位领导张修志主任打来的：“小陈吗？你家里有人找。”

“喂，我是乔正友。”乔正友是我祖母的侄孙子，也是我小时的同学。他是特地赶到我的单位给我报丧的。

“喂，喂！你听得到吗？你父亲昨晚上去世了！”乔正友继续说。

听说父亲去世，如五雷轰顶！我心急火燎地放下电话，赶紧向组织请假，急急忙忙地往杨厂赶路。北堤管理区离杨厂银行30华里，我连走带跑地赶了两三个小时，才回到单位。这时已是深夜了，连夜告假，又往家里赶。杨厂到公兴垸有130华里，我和乔正友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家。见到我那已经咽气的父亲，仍然睁着眼睛，张着嘴巴。母亲告诉我，父亲临终前，两只眼睛还在四下张望，好像在找吃的，又好像在找他唯一的儿子，似有千言万语，似有满腹的心事。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等到，就这样睁着双眼，张着嘴巴撒手而去了。他是死不瞑目啊！我看着可怜的父亲，痛哭失声，跪在他老人家床前，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双眼，万分愧疚地说：“爹呀，是儿不孝，没有钱为你治病，没有粮让你吃饱，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给你说，我对不起你呀！”父亲似乎听见了我的哭诉，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合上了嘴巴。就这样，我慈祥、勤劳、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了！

两天后，我把父亲安葬在四柱山别行松老人的竹园后山上。这片地方在“文革”期间，被夷成平地。后来我多次回老家，寻找父亲的墓地，却难辩踪迹。好在侄子别克刚健在，安葬我父亲时，就是他看的风水。根据他的记忆，我才找到准确的墓基地，挖出了棺木，又重新修建了一座大墓，并立碑供后人纪念。

妻子高大梅

在杨厂工作期间，我找到了我生命的另一半——妻子。我俩的相恋，是我们一生中最甜蜜的回忆。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从农村驻队回来，手里拿着一本《王孝和》，坐在银行门口阅读。银行的对面是供销社的大院，大院里办了一个机关幼儿院。经常可以听到孩子们的笑声和歌声。幼儿园老师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红扑扑的脸蛋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条黑油油的小辫子搭在双肩上，见人未开口先带三分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听人说她叫高大梅。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到农村驻队这么多天，一天见不到她，心里就有点空落落的。这天，我约模着快要放学了，就故意坐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书，眼睛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支棱着耳朵听大院的动静。不一会儿，她便领着孩子们从大院里走了出来。及至见到她，我反而有些紧张起来，忙把头低下装做看书。她送走了孩子们，便慢慢地走来，与我搭讪：

“喂，王孝和，把书借给我看看。”

我抬起头来，一张娇好的面容在笑吟吟地望着我。

“怎么？王孝和是我的代名词吗？”我调侃地说。

“你手里拿的不是《王孝和》吗？人家是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你还不情愿当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她语言犀利，回答得滴水不漏。

“我叫东日火。”即“陈昌炎”三字的各一半。当时大家都这么喊我。我也幽默地回答她。

“这个名字好别致，好似东方的日头，像火一样的热烈。”她在解释中隐含一种赞美。

我这样近距离地看她，还是第一次。她那明亮清澈的眼眸，她那乌黑飘逸的短发，她那爽朗明快的性格，就像磁铁一样，久久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她从我手中接过书，随手翻着，一边作自我介绍：“本小姐姓高名大梅，是机关幼儿园的老师，认识一下吧。”

她歪着头看着我。

好一个调皮的小姑娘！

“你的名字真美，高天下，大地上，一朵盛开的娇艳梅花。”我有意地夸奖她的取名。

“你真会说话，你看我有那么美吗？”她不好意思地说。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肯定。

她朝我甜甜地一笑，就轻盈地离去了。

从此，我俩心照不宣，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当时粮食供应特别紧张，人们很少能吃顿饱饭。有时候我到长江人民公社开会，晚餐每人发5个肉包子，我舍不得吃，给她带回来。可她从不愿一个人吃，每次都是她让我，我让她。贫穷的生活培养了我俩的真挚感情。

这时候，供销社有位“秘书”也相中了她，死死地追求着她。我知道后，有意冷了下来。想让她认真地比较一下，理性地作出选择。

一天晚上，供销社组织职工到码头上搬运芦苇。银行和供销社公用一个食堂，银行职工当然也要参加。在路上，高大梅拦住我，要我明确地回答：到底爱不爱她？我对她说：“一个女孩子总不能有两个男朋友啊！而且人家是有权势的。”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你什么也别说了。”她打断我的话头说。

秘书也知道高大梅不喜欢他，却硬是纠缠不休。当他得知高大梅与我好上之后，就蓄意找机会报复。也就在这天晚上，他带着几个人到处寻找高大梅。只是由于天太黑，他没看见我俩。但他们的谈话，我俩听得清清楚楚。秘书说：“今天晚上，高大梅怎么没来劳动？明天要给她算账！”另一个人说：“干脆把她调到门市部去，好好收拾她。”

我悄声对她说：“你呀，等着明天挨批吧。”

她蛮不在乎地一笑：“大不了，我离开这里就是了。”

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一起，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见图F-1）。当年10月16日，是她父亲的生日。我们就选在那天，在杨厂涂郭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结婚的东西我们一件也没有置买，两人就穿着平时的随身衣服。但是我们觉得非常幸福，因为我们坚信：我俩的感情是纯真的、炽烈的，只要我们真诚相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高大梅和我结婚后，就遭到供销社那位秘书的报复。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实行精兵简政，动员大批干部职工下放农村。秘书借精简之机，将高大梅精简下放。他在迁移证上，将高大梅的出生年月曰，由1944年1月16日涂改为1940年4月3日。将不满19周岁的女职工，没有满月的产妇和婴儿陈高狠心地下放到百里之外的我的老家——公安县章田寺乡公兴院落户。然而，高大梅不惧怕权势，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地从城镇走向艰苦的农村，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她在那里一待就是八年。八年里，老二、老三相继出世。她带着三个儿子， 勤扒苦做，八年中，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她上三根松赶集，饿得头昏眼花，却舍不得买一碗面条吃。当时我的月工资45元。直到1969年中秋节那天，在二舅老大福及高家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才把她们母子转到杨厂涂郭巷落户（见图W-2）。1973年，她进入杨厂砖瓦厂工作，吃区里自给粮。198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家人才转成非农业户口（那时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可将生我者、我生者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1968年冬天，我俩带着2岁、4岁、6岁的三个儿子，从杨厂经孟溪回公兴垸过春节。那时没有车，船可以代步，运送东西全靠肩挑，赶路全靠两腿。三个小孩走路，走不动。两个人抱，三个孩子怎么抱？这么远的路程，如果请马驮运，那得需要二匹马；如果请挑夫，那也得需要请二个人。我一个人每月就那点工资，哪有钱雇马或请人呢！想去想来，只有自己用肩挑。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老大坐一头，两个小的坐一头，我俩轮换着挑。两人争着往前挑，都希望多挑一截。其实孩子他妈比我挑的还要远，她为了心疼我，为了孩子们，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地挑。每一段路都比我挑得远。而且两只箩筐一落地，要给孩子们拉屎拉尿，要吃要喝，都需要她去护理。路上的行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头上缠着围巾。见到我俩挑着三个孩子，单衣薄裤，大汗淋漓。纷纷投来同情、羡慕的目光。

我们挑一会、停一会，天黑前走到了永郝信用社，算起来走了82华里。两人的肩膀磨得又红又肿，两腿发软，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在永郝信用社张方正会计的热情接待下，我们一家5口在此过了一夜。由于白天一时冷一时热，我俩感冒发烧，剧烈咳嗽，一夜没有合眼。孩子们他妈更是精疲力竭，动弹不得。第二天张会计帮忙，总算把我们送到了孟溪银行。

我们两口子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带头示范，还十分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1972年，我们居住的两间茅草房，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了，屋里面还嘀哒。当时一家6口，吃穿都困难，更无力改建和翻新住房。情急之下，我们在杨厂砖瓦厂赊购一千块机瓦，准备铺到茅草屋面上去，解决一下漏雨的问题。可是要把一千块瓦，搬到屋顶上去，在腐烂的茅草屋顶上，铺平盖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初准备找三个舅老和邻居帮忙，后来征求三个孩子的意见：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这堆瓦盖到屋顶上去呀?”

三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

“不用请人帮忙，我们自己干！”

我借来一张很结实的木靠梯，5岁的老三从地上把一片一片的瓦，递给梯子上7岁的老二，老二把接到的瓦，传递给站在屋檐边9岁的老大，老大再转到我手里，由我把瓦铺到茅草屋面。就这样，全家人同心协力，你追我赶，仅大半天功夫，就将这一千块瓦铺到屋面上，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虽然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累得腿脚发软，但从中感受到劳动的艰辛，收获成果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房子再也不漏雨了，不用过那种四处避雨的日子了！

看到孩子们吃苦、受累，我们心里很疼。但是看到孩子们这种团结协作，敢于吃苦，坚强不屈的精神，我们又感到欣慰。为了鼓励孩子们，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双解放鞋。他们的妈妈还买回猪肉，奶奶杀了鸡，把全家慰劳了一番。

我俩教育孩子，在保证他们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注重德智体方面的培养教育，特别是不准拿别人的财物。1972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家三个儿子和隔壁陈田珍家两个儿子，在我家菜园地里学挖防空洞。在一棵大树下面，他们挖着挖着，突然发现一个罐子被牢牢地套着。他们扒开上面的浮土，用力拔出罐子。打开罐子一看，里面装有一满罐子白角子。搬到家里一清点，整整500块。五个孩子按五份平分，每人分得100块。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都感到很惊奇，各自将分得的白角子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跑到长江大堤上去玩。这时有一个人路过此地，看到小孩子拿这么多银元玩，禁不住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和孩子们交谈起来：

“小朋友！你们家住哪儿？你们这手里的东西是哪来的？”

孩子们齐声回答：“刚才挖防空洞，从地下挖的。”

“卖给我好不好？”那人说。

“不卖！不卖，我们玩的。”孩子们齐声说。

那人又说：“一块给你们两角钱好不好 (当时银行收购价每块5元) ？有了钱你们就可以买你们喜欢的东西啊！”

听说可以换钱，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卖了去街上买好吃好玩的；有的说，卖了去买娃娃书看；还有的说，卖了让妈妈买新衣服穿。我大儿子陈高说：

“5角钱一块要不要？”

那人二话没说，以每块5角钱买走了一大半，然后渡过小河口向南五州方向走去。

我们家的孩子们回来后，将手里剩下的银元交给了奶奶。不知怎么，孩子们挖出银元的事被杨厂财政管理所知道了。所里派人到杨厂银行找我，说我家孩子在自家菜园里挖出了银元，这是地下宝藏，要收归国有。我得知此事后，连忙回家说服孩子们，将剩下的银元上缴国库，又协助财管所，在南五州找到了买银元的人，把买走的银元，收回给了国家。银元是我家小孩在自家菜园地挖出的，财管所特地给我留下十块作纪念，这十块银元收藏至今（见图W-1）。孩子们通过这件事也深受教育，明白地下宝藏应归国有，任何个人不应贪占不义之财。

教育三个儿子，我们当父母的没少下功夫。为了规范他们的行为，我们用“五好”和“五不准”的标准，要求他们。“五好”即是：学习成续好、思想品德好、劳动观念好、团结互助好、讲究卫生好；“五不准”即是：不准隨便拿别人财物和偷抄别人的作业和答巻、不准打架斗殴骂人说脏话、不准玩火擅自玩水、不准不经允许外出过夜、不准共守同盟做坏事。

这些条款规定，虽然不是法律，但对孩子们以后如何做人，做一个朴素、诚实的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到学期结束放假，要孩子们学会放松自己，但也注重安全教育。特别是暑假期间，他们三兄弟在炎热的夏天，光着头，穿件背心，一条短裤，肩背叉，手提篓，到沟港河边、野草丛生的地方去寻找捕捉鱼虾、青蛙之类的小动物。这一方面提高他们的捕捉技能，满足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还可以改善一下三兄弟的生活。

由于我们对孩子要求严格，他们三兄弟之间表现得很团结，很坚强，很勇敢。他们也从不打架，不骂人，不说脏话。不偷、不摸、不做坏事。这让周围人很是羡慕。在涂郭巷集镇上，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昌炎的队伍才出发，三个人来三条叉，团结互助捕鱼虾，从不打架骂人说脏话。” 外边的孩子也不敢欺负他们。因此，很多人赞赏我们这个家庭的教育方式。

孩子天性好玩。他们三兄弟有时候也出去玩水，回来后搞攻守同盟，隐瞒不报。我常常动用常规“仪器”检查，即用手指甲划他们的大腿和后背皮肤，如划出白色痕迹，就证明玩了水。再是观察他们的脸色和情绪，要是都不吭声，就要罚站二小时，站着不许动，一动就打。老三天生好动，自然挨打的次数就多一些。有时候犯了错也坦白交待，但他们从不出卖自己的兄弟。要不就一人承担责任，有时候还争着承担责任。老大说是自己要他们下去玩的，老二说是自己先下去的，老三说我们没有商量，都是自愿的。看到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我脸上装作生气，心里还是暗自欣喜。但必须反复重申擅自玩水的危害性，教育他们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虽然心疼孩子，但我们夫妻都知道，既然立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承诺了的事要认真兑现，搞错了的事要主动道歉，这样才能使他们是非分明。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做人的准则。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证实了我们当初的信念。结婚这么多年，我俩从来没有红过脸。妻子和婆婆相处得像母女俩。我们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三个孙子，对老人孝顺，夫妻间恩爱。一大家子和和睦睦。这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呀！

人们常说，家庭是幸福的港湾，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人生旅途的加油站。对此，我深有体会。我常常想：老天对我太不公平，我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却让我遭遇那么大的磨难，蒙受那么大的冤屈。但老天对我又是那么恩惠，给我一个这么温暖、幸福的家庭，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伟大女性：一位是我的继母，在我幼小的生命即将夭折的时候，她用坚强的身躯庇护着我，用无私的母爱呵护着我，让我一步步长大成人；一位是我的妻子高大梅，几十年来，她用柔弱而有力的臂膀，为我支撑起这个家庭，为我养育了三个懂事的儿子，为我和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爱巢。这一辈子能与她结为伴侣，并与之相携终生，是我的福气，是我们陈家的造化。

老大陈高

1962年10月17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十九，秋高气爽，红日高照。当时我在公安县孟溪银行工作。那天刚吃过早餐，有人喊我接电话：“你……你是昌炎啦？恭……恭喜你！今天早晨6点多钟大梅生……生了个儿子！赶快回来吧！”电话是杨厂供销社的大舅哥高大雄打来的。

我放下电话，跑到营业厅兴奋地告诉大伙：“老婆生了，我有儿子了！”大家都为我高兴，同事们当即在供销社买了红糖（那时候生一个孩子才供应二斤红糖）和一些礼物送给我。

中午赶到杨厂凃郭巷爱人的娘家，一进门就抱着我的儿子，左端详右端详：啊，好像爸爸呀！他妈说：是你的儿子不像你像谁呀！

那天我着实兴奋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从阧湖堤乘轮船去石首新厂镇红旗村，给我的姨妈报喜（生母的妹妹）。姨妈高兴地说，我算的就是这个时候要生了！所以特意把鸡和鸡蛋攒下来。她装了满满一盒子鸡蛋，还有两只老母鸡。下午我乘船将姨妈的礼品带回家。同时，外婆也弄到不少补养产妇的物资。

第三天按传统习惯，要给孩子“洗三”：用温水将全身洗干净；取乳名；请客三件事。岳父要外孙姓高。我一声不吭。因为我们陈家五代单传，才生个儿子就改姓那怎么行！孩子他妈看出了我的心思，也偏向姓陈。晚上我们商议出一个折衷方案，把双方的姓氏都挂上，取名“陈高”。大儿子陈高因此得名。

陈高出生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一切物资凭计划供应，市场根本买不到东西。虽然想方设法弄了些鸡蛋、肉鱼之类的营养品，但是营养远远跟不上儿子吃奶的需要。那个年代没有牛奶卖，只能磨米粉，掺些糖煮成米糊代替牛奶。

1963年正月初三，我们抱着陈高从杨厂出发，徒步经麻口回老家看奶奶。一路上，儿子一个劲地哭，只要他妈一人抱。我一抱起他就大声嚎哭，好像我身上有刺似的，怎么哄都哄不住。一挨他妈的身子，哭声就止。可是，路途这么遥远，光让他妈抱着走路，怎么行呢？我真是爱恨交加，又不知所措。实在忍不住，就发火了：就让他哭吧，索性把他放到路旁，让他哭个够。可他妈又心疼孩子，抱起来继续往前走，还生了我的气。走到闸口时，天已黑了下来。他妈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宿在闸口银行。不料闸口银行接到县银行通知，要我第二天赶回县里开会。无奈之下，只得请闸口银行的冯主任帮忙，租来一匹大白马送她母子俩。马夫将他俩送到虎渡河腰渡口，她母子俩过渡到对岸，才回到公兴院老家。

乡下的生活更是艰难。老婆奶水不够，由米糊代奶儿子又不肯吃。所以总是哭，加之性格倔强，越哭越狠，小肠撑破腹壁，哭出了疝气。腹股沟凸起很高，阴囊红肿，孩子更是哭声不断。哭到后来有气无力地挣扎着。那时我正在大门信用社搞“四清”（即清理财务、账务、资金、实物）。1964年5月3日夜里，我接到孟溪银行李成云主任的电话，说我儿子病危，要我赶紧回去看看。这一夜我心慌意乱，心急如焚。向外望去，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风吼叫，下着倾盆大雨。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没等天放亮，没等雨停，我撑着一把伞就冲出门去。还没走几步，我的伞就被风刮得无影无踪。只好顶着风雨往前赶。泥泞的路上把不住滑，还是摔了几跤。湿透了的衣服，外面又裹上厚厚的一层泥土。天大亮时，我才赶到虎渡河旁，搭上开往沙市的客船。中午从黄金口下船，跳上一辆东风大货车。直到吃晚饭时，我才赶回家。这时孩子躺在他妈怀里，有气无力，一动不动。“儿子一个星期没吃没喝了，只怕是没救了。”孩子他妈哭泣着对我说。

病情紧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安慰他妈说：“会有办法的！赶快收拾衣物，去县医院手术。”

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背着儿子，小跑步似的往县城赶。为了抢救儿子，早已忘记连日的疲劳，一口气跑进县人民医院。经外科初检即被收入住院，但住院通知写着预交100元。我的天啊！摸遍全身也不过10元。那时月工资才30多元 。100元是我3个半月的工资。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钱呢？我急得全身直冒汗。100元就是救命钱哪，那个年代谁也不富裕，银行制度又特别严格，从不给职工借支，更没有如今的医保。我从医院财务室，跑到县支行行长办公室，找到刚从部队转业到银行的副行长王喜秋。他看我又紧张又慌张的样子，忙催促我说：“什么事？快说。”

“我的儿子病危，要预交100元住院费，我……”我吞吞吐吐地还没有说完，王副行长打断我的话，说：

“别说了！”他忙从办公桌内拿出存折，取了100元现金给我。并与我一同去了医院，向院方进行了交涉。然后跟我说，要尽快把孩子的病治好，不要考虑钱。我和孩子他妈向这位慈祥的新行长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我办完交钱手续，回到病房时，医护人员正在给儿子会诊，忙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一位护士把我叫到医务室，主治医生对我说：“你儿子得的是疝气，小肠通过腹壁嵌到阴囊里，要是肠子乱了，孩子又小，体质又差，怕是受不了。当然，我们会全力抢救。你在手术单上签个名吧！”我拿着笔，浑身发抖，艰难而痛苦地签下了我的名字。

夜晚11点，孩子进了手术室。他妈围着手术室的前门后窗跑，希望通过一丁点光亮，看到儿子的安危。可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她什么也看不到。我被叫到治疗室，要抽血化验血型，准备给手术中的儿子输血。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即将到12点。那时县城的火力发电至12点，就停止发电。儿子还在手术室，我急着要求医院自己发电，保证手术照明。医院提出每小时收取20元高额电费。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行！只要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我在所不惜！”

这时候，他妈更加不安，急得跑进跑出，碰到院子里一棵大树上，头上鼓起一个大包，她却一点没有感觉到疼。

凌晨1点半，外科主任皮定武从手术室走了出来，笑着对我们说：“别急了，小孩的手术做得很成功，马上就会送出来。”

主任的话，使我们心中的万斤石头落了地！儿子他妈向这位救命恩人皮大夫深深地鞠了一躬。

手术进行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我们两口子在外面，似乎等了两个世纪那么长。儿子终于从手术室被送了出来。这一夜苦的更是孩子他妈，因为她肚子里怀着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她不顾自己沉重的身子，弯着腰，两手扶着床沿，俯身看着儿子，生怕出现一点意外。

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交代我们注意小孩放屁。如果放屁了，就说明肠子通畅了，危险期也就过去了。儿子麻醉药醒后就不停地叫喊妈妈。只要他妈妈离开他的视线，就使劲地哭。所以老婆只有弯着腰，俯身守候在儿子身边。而我则紧盯着儿子的小屁股，直等到放出一个屁，我才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我被护士叫去抽了200毫升血。当时血库里没有血，有血我也买不起，只能从自己身上抽血。那时生活条件差，一天二餐饭都难饱肚，更谈不上有什么营养。200毫升血抽出后，就感到全身发抖，头晕眼花，在走廊上坐了好一会，才往病房走去。这时血已输到儿子的身上去了。儿子很快就有了感觉，不停地叫妈妈。九天后，手术伤口已愈合，用木板夹着的，输液的右脚被松开。瘦得皮包骨的小陈高，开始下地学着走路，咿咿呀呀地学着说话。12天后，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儿子出了院。

转眼间，陈高6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先在公兴大队小学启蒙，老师王八斤给他按辈份取名叫陈仁祥，表示他一生吉祥平安的意思。

1969年中秋节，陈仁祥随母转到杨厂区涂郭巷，在荆洪小学读完小学6年。在校期间作为少先队代表，他在全校作了“怎样当好一名少先队员”的讲话。讲话很有层次，表述的内容很有代表性，博得师生们的一片掌声，被评为学校优秀少先队员。

陈高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冬夜，他说去同学家做作业。我们等到12点，他还没有回家。我和他妈冒着刺骨的寒风，从学校找到砖瓦厂，找遍了周边同学的家，最后敲开了李金安同学的家门。此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了，陈高正和李金安一床熟睡。天这么冷，是让孩子继续睡觉，还是立马起床一起回家？我们为了严肃规矩，小孩不经允许不得外出过夜，还是狠着心把他叫醒。回到家后，我们告诉他，这一夜不是让他回来睡觉，而是要检查违犯规矩的原因，并罚脆4小时至天亮。写了检讨，作了保证之后才去上学。打这以后，三兄弟没有一人不经允许外出过夜的现象发生。

1974年，仁祥进入杨厂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又继续在这所学校读高中。“文革”期间，各种教科书没有了，大人、小孩都捧着毛主席语录，拿着报纸。社会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工农兵服务。学校不上课，也跟着闹革命。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陈仁祥手里经常拿着厚厚的小说看。有一年天气特别热，我们一天一夜没见着他的人。我和他妈四处寻找，后来发现他在床上关着蚊帐看小说。由于光线不足和阅读姿势不正确，他过早地戴上近视眼镜。1978年参加高考，数学只考了28分，总分低于录取线18分而落榜。后在阧市中学复读一年，1979年被江汉石油管理局技术学校录取。

当时中专、技校招收的，都是吃商品粮的学生，而陈仁祥当时吃的是农村粮。因为不满周岁的他就随母下放到农村，1969年又随母迁回城镇落户，却没有解决吃商品粮问题。对于“是否商品粮”这么复杂的身份变革，陈仁祥本人并不知道。所以，他在填写《高考对象基本情况表》时，只填写了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在县砖瓦厂工作。江汉油田技校录取时，误以为该生是吃商品粮的。可是上学“须带城镇户口及非农业人口粮油关系转移证”。这下把我们难住了！我们从哪儿弄这些东西呢！孩子被录取了，就得想法让他去上学，不能耽误他的前程。可是，“商品粮”“户口”怎么解决？心里一点底也没有。那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得头昏脑胀，四处求人。公安砖瓦厂财务科长赵光华、县银行的杨长勇、崔大英以及孟溪、杨厂银行等单位和个人，帮助我们想办法，出主意。大家一致认为，以高大梅作为知青回城，解决户口问题比较实际，也符合政策。

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多方面努力，县知青办出面，帮助解决了户口问题。可是“商品粮”问题，解决起来就颇为复杂了。非农业人口粮油关系转移证，需从某个大队的生产队开始办理手续，这个队要拿出几百斤口粮，转换成粮食支拨证。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生产队根本拿不出几百斤的粮食，当时粮食比金子还要稀罕。眼看学校报名期限已到，为了不耽误上学，先到民政部门办理城镇户口迁移证，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先去民政部门办理诚镇户口迁移证，负责办证的人审查通知书后又退给了我说，“你家成员中没有陈仁科的名字，不能办理。”这是怎么会事，莫非是招办发错了地址或写错了名字，那天下午我带着这一疑问急速赶往江汉油田招办弄清原由，天已黑了下来，好不容易找到招办负责人，询问名字到底是怎么会事，查看录取册上是陈仁祥的名字，在填写录取通知书时把潦草的“祥”字误写成了“科”字，这位负责人说：“通知书的副本已送有关部门备案，不可能再变更了，就叫陈仁科嘛。科是科学的科，我们的社会就是要靠科学来发展進步，科字更比祥字有意义嘛。”听他这么一说，这科字也很有意义的，好吧，就叫陈仁科。当即要招办出具证明，请当地有关部门将陈仁祥的名字变更为陈仁科。陈仁科之名由此而来。第二天我拿着户口迁袳证，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名，说明粮油关系没有转来的客观原因。校方限定月底前，务必将粮油关系转到学校。可是，我回家怎么想办法也没有弄到粮油关系转移证。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校方把儿子退回来。直到国庆节放假，儿子回家休息，我看他的神态不像退回来的样子，忙问：校方催促你交粮油关系没有？儿子说，学校已给我发了供粮卡，还买了饭票，没有找他要这东西。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校方是怎样解决他的粮食供应的？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去弄明白，到现在也还是不明白。

陈仁科性格开朗，勤奋好学，喜欢小说、诗歌创作。性情好强，喜争第一。技校毕业后，分配到油田石化厂工作。1985年大专毕业后，由中国石油化工部推荐，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一年。其妻邓斌生于1964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一，祖籍四川隆昌县人。随父母会战到江汉油田物探公司。她荆门技校毕业后，分配到石化厂工作。后选送到湖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习，1991年毕业后，进入江汉石油管理局机关工作，她俩的儿子陈诺已大学毕业，被江汉石油管理局机械研究院录用，后于2014年4月13日与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陈俊结婚。（老大全家福见图J-7。）

老二陈融

1964年7月22日，第二个儿子降生了。我给老二取名陈融，意思是要他长大后接我的班，做金融工作。陈融小时不像他哥，他哥小时一刻也离不开妈，而小陈融只要吃饱了，谁照顾都行。他妈把奶头塞到他嘴里，奶头被吸得红肿，却还是饿肚子，瘦成皮包骨，最后不得不狠心断他的奶。半年后，他就没有奶吃了。断奶期间，母子必须隔开。否则就很难成功。晚上我护着他睡。饿着肚子的孩子，怎能不哭呢？一哭就是一夜。他使劲地哭，我就使劲地打。屁股被打红肿了，白天看到特别心疼。给他喂米糊，一喂进去就吐出来。真是拿他没办法！

老二快一岁半的时候，我们忙着建房子，没有人专门照看他。他哭了一整天，晚上抱起来，发现他的小肠通穿腹壁坠入阴囊里，肿得好大好大。他妈急得不肯吃，不肯喝，心疼地哭了一整夜。孩子本来就没奶吃，这时又病成这样，怎不心痛？眼见孩子病情越来越严重，不能再拖延了，必须尽快送医院治疗。与陈高小时一样，我们于1966年5月24日，在公安县人民医院，给陈融也做了疝修补手术。

不知什么原因，陈融五岁时染上血吸虫病。面黄肌瘦，发育很不正常。我俩每天用自行车，带他去南平医院，打针吃药，治好了血吸虫病。

1970年，陈融入杨厂第二小学启蒙，取学名陈仁新。陈仁新性格内向，但很顽皮。有一天，他把一块干石灰，放进小瓶子里，然后将水灌进去。他想试试看，这块石灰在小瓶子里，遇到水后有多大的爆炸力？结果石灰很快发生效应，石灰喷洒出来射进他的眼睛里，疼得他大喊大叫。他妈连忙背起他，往杨厂医院跑。赶了二里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医院经过多次、反复地擦洗、消毒，那受伤的眼睛，才慢慢得以康复。还有一次他一人在家，一边看小说一边用高压锅做钣，米放进高压锅里却忘了放水，放在熊熊燃烧的煤气炉上，不一会高压锅里的蒸气冲掉锅盖上的保险伐，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把屋顶冲了个大洞，所幸没有伤人。

1976年，陈仁新考取杨厂中学。他的数学功课不好，几次受到老师批评，他的自信心不但没有调动起来，反而产生厌学情绪。他不想读书了。有时躲在外面玩，不去上课。初二暑假结束，怎么劝他也不肯报名上学。俗话说“养儿不读书，只当养个猪”。不读书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对其软硬兼施，办法用尽，他就是不去上学。

怎么办？我和他妈商量，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唤醒他的读书意识。砖瓦厂安排他拉水坯，这是砖瓦厂最苦最重的活。干一天拉水坯，倒给拉水坯的班一元钱。大家互相监督，每天必须完成定额任务。否则就会受到批评。当时正在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仁新人小力气小，哪里拼得起跟大人一样干呢。坚持了两天，手脚都磨出了水泡。晚上回来，不吃不喝，睡在外面走廊的凉床上，动弹不得。第二天还得坚持去上班。拉到第五天，他妈问他是拉水坯好还是读书好？他不做声，也没有再去上学的意思。从他的身体状况看，不能再去拉水坯了。他妈狠狠心，还是要他去拉水坯。一星期后，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妈开导他，不断的给他做思想工作，同时给他一些关怀和温暖。后来他终于点头，同意去上学。通过强体力劳动，教育他做人的道理，同时帮助他明确上学的目的。不仅消除了厌学情绪，而且很顺利地由初中升到了高中。

老二平时少语，很少与外人主动讲话，但懂得体贴父母。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他默默无闻地主动去做。每天做晚饭，几乎都是由他来承担。他做好饭后，有时来不及吃，就先给他妈把饭送去，自己饿着肚子去学校晚自习。星期天做完作业，就帮他妈整烫衣服、用缝纫机做鞋垫、做内衣裤等。见事做事，从不闲着，给他妈减轻很大的家务压力。他这种勤劳俭朴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后来也成为他妻子、孩子勤俭持家、团结友爱、孝敬老人的榜样。

1982年，陈仁新高考落榜。当年11月，他在杨厂应征入伍，到某部队特务连当兵。1985年8月12日，考入大连陆军学院指挥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原部队任排长。1998年转业到荆州市沙市区工商局工作。

1989年5月1日，仁新在家里结婚。二儿媳刘金玉是本县甘厂乡高台村人，在沙市床单二厂工作，比仁新小一岁。他俩结婚后，于第二年1月27日，在埠河医院生一女，取名陈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工作。（老二全家福见图J-8。）

老三陈红

1967年1月31日，我的第三个儿子又降生了。在“洗三”的那天，我给老三取名陈红。当时正是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那时市场上可以买到奶粉，但是价格昂贵，只能少许买点，稍微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喂养孩子主要靠母亲喂奶和米糊糊。陈红只要吃饱了，不像他哥哥们那样闹人。不知不觉地长大，能够自己吃东西了。

老三上学取学名陈仁君。仁君读小学时，曾患过一次重感冒，几天高烧不退，酿成肺炎。经过治疗，虽然退了烧，但是肺炎未能得到根治。有一天，他咳嗽不止，晚上越来越严重。我把他抱在怀里，感觉到他的呼吸十分困难，喘不过气来。我急得没法子，一夜未眠，等到天亮带他去杨厂医院看大夫。林春宁大夫诊断为肺炎复发，开了些针药，治疗很长时间，仍不见好转。完全没有料到，重感冒引起的肺炎，衍变为“支气管哮喘”，给孩子造成一生的痛苦。看到小儿子犯病时，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们的心里疼得不得了，四处寻医求治。一次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湖南省慈礼县中医院，通过高温热烧，治疗支气管哮喘有特效的报道，真是喜出望外。我赶紧带着孩子来到慈礼县中医院。病房里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气管哮喘患者，我们只得住在一家旅馆，每天去门诊接受高温热烧治疗。高温热烧就是用中药磨成粉后加一些锯末涂在背心烧，烧得青烟直冒，真让人望而生畏。儿子痛苦地忍受着、哼叫着。我陪在旁边心疼地安慰他：“勇敢一点，坚强一点！等到一个疗程结束就会好的。”几天下来，衣服不能穿了，孩子动弹不得。一个疗程结束，没有一点好转。这样那能烧得好？是骗人吧？有人开始找医院扯皮，要求赔偿。我们也经不起折腾，电话求助杨厂砖瓦厂，派车将我们接回。这一次不仅病没有治好，反而把背部烧出不少伤疤，给孩子留下难以抹平的遗痕。

仁君最小，身体又不好，对他没有像对老大、老二那样严格要求。加上他从小跟着大哥，也经常得到大哥的保护，互相攻守同盟，做了坏事也瞒着父母，所以很少挨打。有时也闹出一些笑话。记得一年夏天，我们买了很多香甜可口的八方瓜。他见瓜是青皮，想把瓜捂熟一点，更好吃些。于是，他把八方瓜搬到衣柜里，用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他放好以后，却忘了拿出来吃。夏天气温高，又包得紧紧的，没两天瓜在衣柜里全腐烂了。包裹的衣服全被烂瓜流出的水污染。幸好放在最下一格，否则，整个衣柜的衣服都得报销。

1982年，仁君高考落榜。后在公安斗市中学复读一年。1984年到埠河信用社参加工作。1987年入荆州金融学校，完成三年制函授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埠河信用社工作。

1986年5月1日，仁君结婚。小儿媳罗翠娥出生于1965年农历二月十八，湖南省南县明山头人。早年随父母来到杨厂砖瓦厂落户。现为公安县埠河农业银行员工。他俩结婚后，于1987年6月1日，在埠河卫生院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陈梦，入学后取学名陈义铭。大学毕业后考入銀行，现在荆州银行工作。（老三全家福见图J-9。）

姻亲兄妹

老伴高大梅有六兄妹，她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接着是三个弟弟。她作为大姐，不仅要操持好自己的家，尽量不给或少给父母和自己的兄妹增添负担。但是自己有责任对父母和自己的兄妹，尽力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我作为大姐夫，当然责无旁贷。

大哥高大海早已成家。妹妹高大玉嫁到江陵县郝穴镇，妹夫是一家副食品商店的国营职工。后面三个弟弟都是解放以后出生，他们与大哥高大海一家，还有年迈的父母，挤住在公安县杨厂镇涂郭巷一所二间二层的破房里。这就是前文所述的涂郭巷解放前夕遭遇一场大火，火灾之后幸存的残楼。

到70年代后期，1951年出生的大弟高大福已娶妻生子，自幼天资聪明，精明能干又吃苦耐劳的他，岂肯蜗居在老家过日子！渴望走出家门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俩很理解大弟的志向，也很支持他外出发展。同时也可以缓解家庭住房压力。我们托人在公安县夹竹园砖瓦厂，给他夫妻俩找活路。他们一家子在那里干得不错，可是，两口子上班，孩子无人照看，巴不得搬迁到离父母较近的地方安住，比较方便。他的这些想法，我们很理解。可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户口、口粮严格控制，搬迁一个家庭，转移两个劳动关系谈何容易！对大弟的心事，作为他的大姐特别上心，还时常流露到嘴上。我作为姐夫自然感到肩上的责任。在工作联系中，我通过杨厂区当时分管工业的何其高区长，找到杨厂蔬菜队负责人曾庆刚、陈学年，请他们帮忙解决高大福一家三口的落户、夫妻做工及划地建房问题。当时，曾、陈同意接受安排，但向我提出要求贷款8万元，置办新砖瓦厂设备。何区长认为，蔬菜队的要求不算过分，给蔬菜队贷款办起砖瓦厂，干部可以向群众作合理交待，避免后面的人钻空子，要求进场落户，甚至划地建房等诸多问题。当然，蔬菜队新上砖瓦厂项目，银行有理由给予适度支持，设备贷款通过审批程序专款专用。该厂按期偿还了这笔贷款。但是，当时用流动资金贷款购置设备，是不符合贷款规则的，且有很大风险。特别是以解决我的内弟的实际问题而贷款，无疑是一种以公谋私的行为。违规贷款8万元，是我在银行工作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84年全县金融系统整顿行风，我主动检查了这一问题。组织上鉴于我的错误性质和认识态度，给予我全县金融系统不点名的通报批评，同时调离杨厂银行到麻口银行任副职一年。

高大福一家转到杨厂以后，蔬菜队划了约480平方米的空地，可建6间房屋。经过全家人商量，为了利用好这块地基，将小弟高大寿从老宅子里分出来，与高大福合建两套住房。当时大寿还小，拿不出钱来建房。大福虽然参加了工作，但是两口子工资低，也没有多少积累。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整天忙着拼命干活，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多挣钱，除养家外，尽可能支持兄弟们迅速把新房建起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不高，还要供养儿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两个兄弟建房在即，不得不先急后缓。那个时候木材凭计划供应，为了解决建房木材，我随隧道窑砖厂的货车，去鹤峰县的太平林场选购了80多根杉木檩条，供高氏俩兄弟建房使用。在这趟长途运输中，货车在长阳路段翻车出了车祸，我差点丢了性命。后来，我又在砖瓦厂购了一些老火砖、半头砖，供他俩建新房时砌墙使用。在各位兄弟姊妹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建起了5间砖砌瓦盖的平房。其中大福3间4封墙，大寿2间2封墙，还空着一间空地，准备以后扩建，便先在空地上搭建一间偏厦，避免被人家占去地基。高大寿为了建房，在郝穴做临工挣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购买新房的机瓦。其他建房用料，由其二哥高大福垫付一部分。这些欠款，高大寿后来以劳务方式，向高大福偿还。屋后菜园地以房屋为界，自然平分，各人一半。并商定，当时的菜园围墙均由大福出料围栏，大寿屋前屋后生长的树木，均由大福所栽所管所有。如果大寿自己需要使用、出租、出卖时，大福所栽之树木应无条件砍伐，让出所占地基及后面菜园地，归还给大寿所有。

1958年出生的二弟大禄，渐至长大成人，有段时间曾在我家度过。我给他联系到杨厂镇社办企业包装厂做工，并落户到包装厂吃内销粮，见他20出头，应该找个媳妇成家立业了。我找到包装厂领导商量，请求组织上关心照顾他的生活。包装厂临街面有块空地闲着，我们提出可否拨给高大禄作为建房使用。厂长只同意拨给街背面空地建房，说是规划那里修建办公楼。我们觉得临街面出行方便，居住比较安全。包装厂是个小本企业，谁知何时才能实现规划建房？由于我们一再坚持，厂方最终同意我们临街建房。一年后包装厂果然厂垮人散，规划自然也就泡汤了。

那时岳父在凃郭巷的残楼，屏墙屋小瓦砖是灌土墙，如拆除下来，材料全部报废，整座楼房仅剩三副木架子，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大禄要建房只能是白手起家。1982年，我从恩施铁厂荒林场购买木材时，顺便给大禄买回一些杉木檩条，又从砖瓦厂给他买来砌墙的老火砖、半头砖，帮助大禄盖起了两间平房。盖起这座房屋，究竟花了多少钱，连大禄自己也不得而知。1998年，大禄在房屋后面，修建起二间预制砖结构平房，耗资一万余元。我们给了一些材料，资助他现金4500元。大禄为人忠厚老实，思想单纯，学得一手烹调技术，常给人办酒席。其妻李小梅，高中毕业，为人热情大方，通情达理，人缘关系极好，周边邻居、亲朋好友都非常喜欢她，乐于与她交往、相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老伴六兄妹中，惟有大哥高大海一家人住在乡下，大家心里都牵挂着他。经过大家努力，联系到区畜牧场，畜牧场同意接受高大海一家进砖瓦厂工作，吃区里的内销粮。还在杨厂镇电影院的背后所辖的土地上划出一块约380平方米的空地，供其作为建房地基。大哥已经报到工作，并开始办理进城建房手续事宜。后因大哥的工作原因，不得已放弃了进城居住和工作机会，又返回到原地凃郭巷居住。

1990年代初期，大哥想在原地改善居住条件，将原有的二间破旧平房拆除下来，除了几根木条外，再没有什么建房材料。大哥家里也没有什么积累，更缺乏建房资金。老伴十分同情大哥，她从牙齿缝里积攒下来的180多斤粮食，送给大哥；她从预制厂购买了一批预制板材，连同家里积攒的木材等建房用得着的东西，装了满满一汽车，送到大哥家里；还凑齐了2500元现金，资助给大哥建房。经过大哥一家人的艰苦努力，大哥想盖新房的愿望，终于顺利得以实现，一套单家独院的三间砖砌瓦盖平房，矗立在涂郭巷祖籍的土地上。

高氏四兄弟从一个贫困的乡村走出来，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虽说谈不上显赫的成就，但各自过着平安、康乐的幸福生活，每个人经历的辛酸苦辣的日子，不过是他们从无到有、奋力拼搏的精神记载，也体现了兄弟姊妹间和衷共济、心心相印的情谊（高氏兄弟姐妹1986年合影见图Q-4）。无论从哪方面去衡量，都是值得的。这与那些兄弟阋墙、姊妹相残的腐浊恶习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今的杨厂镇已升为县级开发区，宽敞的马路，整齐的楼房，林立的外企、民企，使昔日的乡间小镇，已步入现代化康庄大道。正在施工的荆岳铁路、公路两用长江大桥，将把杨厂镇装扮得更加亮丽。为新一代的创业者，带来梦幻般的追求和机遇。